因此，作为既能保持通过促进氧化处理的难分解性有机物的分解 去除能力，又可以抑制BrO3 -的生成的对策，在作为促进氧化处理技术 之一的臭氧·过氧化氢并用处理中，通过相对臭氧注入率增大过氧化 氢注入率，抑制BrO3 -的生成的方法已经提出(例如，参见 文献1)。 然而，虽然通过增大过氧化氢注入率可抑制BrO3 -的生成量，但存在过 氧化氢的药液费用增加的问题。另外，在臭氧·过氧化氢并用处理后 的处理水中，未反应约过氧化氢由于过氧化氢注入率的增大而残留(例 如，参见非 文献1)，存在在臭氧·过氧化氢并用处理的后段设 置的活性炭处理中过氧化氢去除负荷增大的缺点。另外，由于过氧化 氢与有效氯反应而被消费，故在活性炭处理后的处理水中残留过氧化 氢时，存在用于消毒的必要的氯量增大的缺点。

  另外，在臭氧·过氧化氢并用处理中，当过氧化氢注入率相对臭 氧注入率不足时，与采用同样的臭氧注入率实施臭氧单独处理时相比， 存在BrO3 -的生成量增大的问题(例如，参见非 文献2)。因此， 在臭氧·过氧化氢并用处理中，为了抑制BrO3 -的生成，必需考虑增大 过氧化氢注入率。

辽宁省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以下简称《标准》）将于明年3月30日正式实施，全省处理规模小于每天500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都要按此标准执行排放。

据了解，由于以前没有专门的排放标准，农村生活污水排放一直参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，在适用性上存在诸多问题。《标准》的制定，填补了此项空白。

“排放标准直接关系到污水处理工艺的选择和后期运行成本。”省生态环境厅有关工作人员介绍，如排放标准要求过高，不但工艺建设成本增加，而且难以实现达标排放；如排放标准过低，处理设施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。《标准》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功能、处理设施规模及保护目标，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分为三级。控制指标主要考虑了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的主要因子，如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氮、磷。各项指标按照农村地区的自然条件、经济发展水平、污水排放去向、设施规模等分类执行，更加切合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的实际。

《浙江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条例》

2019年9月27日，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《浙江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条例》。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的立法，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改造、运行维护及其监督管理作出了的规定，填补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没有直接法律依据的空白，对于保障和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，建设美丽乡村，助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。